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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某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检察院量刑两年，法院为何判处缓刑？

作者/韩英伟律师

【案情简介】

2022年，被告人方某参加被告甲的非法组织“某道行者”，并担任A省学习组长。2023年7月，被告人方某带领部分A省成员脱离被告甲领导，单独与被告乙、被告丙继续组织成员学习“某星文化”。2023年7月至2024年5月，被告人方某在A省B市带领170余人学习“某星文化”，举办了5次“证道”培训，40余人参加“实证培训”，因涉嫌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，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。审查起诉阶段，被告人方某认罪认罚。某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，判处有期徒刑两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。审判阶段起诉，被告人方某委托韩英伟律师、赵爱梅律师为其辩护。

【判决结果】

被告人方某犯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，缓刑二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。

【律师解读】

辩护人接受委托后，详细阅读卷宗材料，并与被告人方某多次沟通，经研判，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方某构成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。即使在被告人方某认罪认罚的情况下，辩护人仍基于独立辩护观点坚持进行无罪辩护，认真梳理质证意见、发问提纲、辩护意见，并向法院提交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书、调取证据申请书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申请、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、重新鉴定申请书等，主要辩护要点如下：一、认定方某犯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。1、案卷中缺乏证明“某道行者”系非法组织的证据。方某为了其身体健康，只在2022年参加了“某道行者”的活动，没有造成任何危害后果。案卷没有证据证明“某道行者”为非法组织。2、认定“某星文化”为迷信的证据不足，相关鉴定意见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组织、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十五条，对涉案物品是否属于邪教宣传品难以确定的，可以委托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具认定意见。本案中，某公安分局委托某省出版产品审读检测中心对涉案“某星文化”进行鉴定缺乏法律依据，根据上述条款，当涉案物品存在疑难时，某公安分局负有法定义务委托上级机关进行认定，其未履行此委托程序，实质上规避了法律设定的强制性监督和审查机制。本案中对于“迷信”的认定意见取得方式背离了法律设定的专门程序，其违法性无法补正或合理解释，且直接关系到案件核心事实的定性，故必须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，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。3.起诉书认定方某带领170人学习“某星文化”、组织40余人“证道”证据不充分。被告人方某讯问笔录及庭审发问内容表明，其只是为了节省499元的腾讯会议费用，和其他被告共同申请了开放的腾讯会议号并参加会议。鉴于参会者均是自行入会、各自学习，且拥有各自的微信群和学习组长，故不能认定这些人是方某组织和带领的。据此，起诉书认定方某带领、组织他人学习“某星文化”证据不充分。二、被告人方某的行为不符合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的犯罪构成要件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条第一款，组织、利用会道门、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实施的，构成该罪。1.被告人方某缺乏犯罪的主观故意及共同犯罪合意。2023年3月，被告人方某和被告乙在被告甲举办的“某星文化”培训班相识。庭审中，被告乙不认为“某星文化”为迷信，被告丙、被告甲等当时均不知是迷信，亦不可能与方某合谋作出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。2.被告人方某的行为未造成破坏法律实施的客观严重后果。被告人方某在腾讯会议学习“某星文化”、参加“证道”的行为，没有造成群体上访、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后果，不具备犯罪构成要件。本案没有证据证明，被告人方某破坏了具体法律规定，更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。辩护人认为，涉案起诉书在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的情况下，盲目认定被告人方某等十二人构成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，对十二名被告人提出最高八年，最低两年的量刑建议，不符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。只有罪刑相适应，被告人才能心服口服、认罪服法；只有罪刑相适应，才能让被告人感恩政法机关、感恩党的法律政策；只有罪刑相适应，才能让被告人重新做人、回报社会；让被告人成为社会的奉献者，维稳的参与者，党和政策的拥护者，才是我们这次庭审的真正目的。台下雷鸣般的掌声，是十二位被告人及其众多家属对我们辩护水平的认可，检察院当庭表示支持辩护人从轻量刑的辩护意见，使这次庭审达到完美的闭幕。综上，法院最终采纳了韩英伟律师、赵爱梅律师的部分辩护意见，对被告人方某判处缓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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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某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检察院量刑两年，法院为何判处缓刑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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