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/康文平律师

       6月15日，有媒体报道“山东聊城又出现冒名顶替上中专，冒名者系街道党委委员，纪委已介入”一事。事件一出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，网友感叹：“一个人的人生可能就这么改变了”。

       据被顶替人陈秋媛（化名）说，在今年5月20日得知可以通过“学信网”来查询自己的高考信息，便尝试了一下。发现自己竟然上过了大学，照片、身份证号、姓名都一模一样。与山东理工大学核实后确认自己是被冒名顶替上了大学。记者采访时，陈秋媛的丈夫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：“现在，我们依然过着高中毕业生的生活”。

       不仅如此，这名冒名顶替者还依然以陈秋媛的身份生活着，记者采访她所工作的街道党委会时，工作人员告知这名员工也叫陈秋媛！而在公安系统内，她竟同时拥有两个身份。

       除了纪委严查之外，陈秋媛到底应如何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？我国又是如何处理类似案件的呢？这就不得不提到30年前的齐玉苓案。

【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：齐玉苓案】          

       1990年的齐玉苓案被称为“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”，而这次援引正是为了维护被冒名者的教育权。

       当年，本应被山东济宁市商业学校录取的齐玉苓，被同村的党支书之女陈晓琪利用家中的社会关系顶替了录取资格。齐玉苓误认为自己落榜，却在偶然之间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中国银行某支行的岗位牌子上，而这名工作人员竟是陈晓琪。

        东窗事发后，齐玉苓以姓名权和受教育权被侵犯为由，将陈晓琪以及一系列相关人员、机构、组织告上了法庭。

       2001年，山东高院做出判决，认为齐玉苓的姓名权和受教育权被陈晓琪以及其他组织、个人侵犯，应当承担民事责任。

       从结果上来看，齐玉苓似乎得到了一个公平的答案，因为仅是以侵犯姓名权起诉的话，齐玉苓只能索要精神损失的赔偿。而增加受教育权，则直接赔偿了经济损失。不过，当年齐玉苓所主张的赔偿金额总数为56万，最后获得的赔偿仅为9.8万余元。

       这9.8万元显然是偏低了。1、其中4万元为间接经济损失，计算方法为顶替者（使用齐玉苓名字期间）的工资减去最低生活保障再乘以工作时长。这种计算显然不合理，侵犯受教育权即侵犯了齐玉苓未来工作的可能性。应按该类工种的平均工资计算，并且不应减去最低生活保障。2、关于精神损失费，齐玉苓要求的是40万元，而最后仅判处赔偿5万元。这实在让人无法接受，即便陈晓琪无法支付40万元的赔偿，其他涉事机构、组织完全有能力进行赔偿。

       如果违法所付出的代价不足以抵消行为所带来的利益，那还能否叫做公平公正呢？

【 学术造假，到底应不应该重罚？】          

      这两起案件是如此的相似，要不是信息发达，谁又会想到有另一个人顶替自己的身份在外面生活呢？据消息称，该案的涉事人员已经被调查。看来滥用职权的人是要吃几年牢饭了。

       有网友认为，只有重罚、入刑才能展示司法的公正性，笔者并不认同。首先，刑法作为法律中最严肃、最严厉，也是最后的手段，不应随意使用。其次，学术造假所产生的影响范围比较固定，不会严重影响社会秩序，还没有达到应被刑法打击的地步。再次，即使否定一个人的学术能力，也不能否定一个人工作的能力，不应以偏概全的进行惩罚。

       在实践中，在纪委等部门的监管之下，应对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篡改他人信息的工作人员进行惩罚。而对于学术造假的受益方，则需要学校等学术部门进行监管。情节严重则能撤销该学生学籍。

       总的来说，受教育权还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，此类案件很可能不会再发生。希望我们不会再看到另一个齐玉苓或是陈秋媛。